網絡取證普及：提升網絡安全意識的關鍵步驟
2025-05-29 1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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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取證技術概述：確保數據完整性和可靠性
在網絡犯罪的偵破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是獲取網絡犯罪分子留下的電子證據。電子證據因其易刪改、易丟失的特性，使得取證工作更具挑戰性。為了確保電子證據的原始性、真實性和合法性，專業的數據復制備份設備，如DCK硬盤復制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這類設備應具備只讀設計和自動校準等特性，以防止數據篡改和丟失。目前，國內市場上存在多種電子證據取證設備，如DataCopy King多功能復制擦除檢測一體機（簡稱DCK硬盤復制機）、Data Compass數據指南針（簡稱DC）和網警計算機犯罪取證勘察箱等。其中，效率源公司研發的DCK硬盤復制機以其突出性能脫穎而出。它以每分鐘7GB的驚人速度復制硬盤，遠超同類設備，且具備8GB/min的數據銷毀功能，確保數據安全。該設備還擁有硬盤檢測、Log日志記錄生成和只讀口設計，可以自動檢測并解鎖HPA和DCO隱藏數據區，將嫌疑硬盤中的完整數據復制到目標硬盤，從而保證取證數據的全面性和客觀性。
擴展資料
網絡犯罪，是指行為人運用計算機技術，借助于網絡對其系統或信息進行攻擊，破壞或利用網絡進行其他犯罪的總稱。既包括行為人運用其編程，加密，解碼技術或工具在網絡上實施的犯罪，也包括行為人利用軟件指令，網絡系統或產品加密等技術及法律規定上的漏洞在網絡內外交互實施的犯罪，還包括行為人借助于其居于網絡服務提供者特定地位或其他方法在網絡系統實施的犯罪。簡言之，網絡犯罪是針對和利用網絡進行的犯罪，網絡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危害網絡及其信息的安全與秩序。
網絡取證在法律訴訟中的應用：維護網絡正義
摘要：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屬于履行法定職責或法定義務，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法益為個人信息自決權，除非有證據證明律師獲取或提供個人信息不屬于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定的無需個人信息主體同意的情形，否則應當予以出罪。委托手續等行政管理秩序不屬于本罪保護對象，基于罪刑法定原則，律師接受委托查檔只進行形式審查未進行實質審查并非本罪構罪要件，且應當允許反證相關個人信息被用于訴訟等法律事務而出罪。關鍵詞：律師調查取證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個人信息自決權；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罪刑法定原則
01 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各地屢有律師因為查詢公民個人信息被公安機關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刑事立案的情況出現，律師行使調查取證權的行為是否可以構成此罪，極有必要進行詳細的刑法學研究予以專文探討。
02 國內律師調查取證權行使的現狀
在我國目前的司法制度體系中，公民的個人信息可以說是法院訴訟立案中必不可少的信息，因為民事訴訟法等法律均要求起訴要有明確具體的被告，實踐中多數法院也要求原告提供由公安機關出具的被告戶籍信息。一般情況下，當事人要起訴某個自然人被告，通常會掌握被告的姓名、身份證號碼、手機號、銀行卡號、微信號、QQ號、支付寶賬號、住址、車牌號、所任職企業信息等信息中的一個或幾個，當事人通過掌握的信息委托律師查詢被告的戶籍信息，以便于訴訟。法院要求提供戶籍信息的目的，一是為了確定被告的唯一性和明確性；二是方便送達法律文書。同樣因送達和聯系參與訴訟需要，很多時候法院還會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手機號，若原告無此信息，也會委托律師查詢。
基于現在國內法院訴訟保全案件和執行案件幾乎都要求申請人提供被申請人具體明確的財產線索才可進行保全和精準執行，包括要求申請人提供被申請人本人的銀行卡號、開戶支行、微信賬號、支付寶賬號、房產信息、車輛信息等財產信息，而申請人除自身原本就知曉外，其他時候只能委托律師查詢以上信息。基于追加共同被告或追加被執行人等的需要，有時還會需要查詢婚姻信息等個人信息。基于公司訴訟等情形，有時還需要查詢企業的工商內檔等信息。
可見，律師接受當事人委托查詢個人信息已經成為執業過程中無法避免的關鍵一環，很多時候決定了一起訴訟案件能否啟動、能否精準起訴相對人，一起保全案件能否保全成功，一起執行案件能否執行到位，以及相關案情能否查清，直接關系到大量人民群眾能否維護好自己的合法權益。
目前的司法現狀中，除了律師在大多數城市的公安戶籍窗口可以自行查詢公民個人的戶籍信息外，其他信息幾乎均需要法院調查令才可進行查詢，有的信息甚至需要法官親自憑借相關法律文書和證件才可查詢，律師無法通過法院調查令進行查詢。這種情況嚴重損害了訴訟當事人、律師獲取相關信息的權益和效率。更不樂觀的是，法院調查令開具的情況各地政策不一，有的訴前無法開具，有的法院開具難度大、審批流程復雜，有的法院開具周期極長，可能達到一個月至六個月。且在面對諸如需要查詢被告財產信息的情況時，需要給各個部門分別開具調查令，如銀行、房管所、車管所、騰訊公司、支付寶公司、公積金管理中心、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且要給市面上不同的銀行分別開具、查詢房產信息和車輛信息需要給不同的城市相關主管機關分別開具等情況，給律師帶來了極大的工作量，幾乎成了不可能全部完成的工作。
基于以上情況和原因現狀，國內律師協作應運而生，有人專為律師提供上述信息的查詢。
03 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法律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等法律和規范性文件，其中都明確規定了律師的自行調查取證權以及申請司法機關調查取證的權利，律師有權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04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法益
準確界定相關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當明確該罪名所保護的法益，才可以準確劃定犯罪圈。關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法益問題，從此罪名立法誕生以來，學界就存在爭論，但目前已基本形成主流觀點，該罪法益是個人信息的自決權。此觀點已經得到了國內大多數頂尖刑法學專家的確認，應當被采納。
華東政法大學功勛教授、刑事法學研究院院長、上海市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劉憲權認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是公共信息安全，而是與公民人格權、財產權緊密關聯的個人信息自決權。將個人信息自決權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侵害法益符合該罪的立法目的。在明確個人信息自決權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侵犯法益的基礎上，應當進一步將其限定為與公民個人人格、財產權緊密關聯的權利，以實現刑事認定的合理性①。”
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劉艷紅教授認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個人信息自決權。基于刑民一體化視角，根據歐洲、美國兩大模式中個人信息保護的理論源頭分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應為個人信息權中的個人信息自決權②。”
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干部、法學博士柯明認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應當為獨立的個人信息權，特別是個人信息控制、支配、決定的權利，而非隱私權③。“
諸如以上的論述不一而足，且具有權威性和合理性。 專欄 張群力：訴訟專業化進階之路 作者：法律名家講堂 ￥199 0人已購 查看 05 律師查詢個人信息 是否侵犯個人信息自決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將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因此，此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有關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第四條：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通過購買、收受、交換等方式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職責、提供服務過程中收集公民個人信息的，屬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三款規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 那律師接受委托獲取個人信息是否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個人信息：（三）為履行法定職責或者法定義務所必需。依照本法其他有關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取得個人同意，但是有前款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情形的，不需取得個人同意。根據《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信息安全規范》（GB/T 35273-2020）“5.6 征得授權同意的例外”：以下情形中，個人信息控制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不必征得個人信息主體的授權同意：與個人信息控制者履行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相關的；與刑事偵查、起訴、審判和判決執行等直接相關的；出于維護個人信息主體或其他個人的生命、財產等重大合法權益但又很難得到本人授權同意的。
以上可見，律師基于法律事務接受委托查詢個人信息屬履行法定職責或法定義務，不需取得個人同意，并未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亦沒有侵犯個人信息自決權，無法構成本罪。
06 罪刑法定原則視角下審視 公安機關的入罪邏輯是否合理
公安機關的構罪理由主要是以下幾點：
1、未與委托人簽訂授權委托書，委托關系不成立，使用虛假委托書等材料查詢公民個人信息；
2、未核實委托人身份，未審查委托人起訴狀和證據，存在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故意；
3、未全程代理案件情況下不可以單獨接受委托查檔；
4、委托人非原告本人或律師，禁止接受其委托；
5、公民個人信息不得買賣；
6、未通過法院調查令等合法手續向其他人購買公民個人信息。
以上觀點我們一一審視。關于第一點，根據民法典規定，雙方達成委托合意、有邀約有承諾即構成合法有效委托關系，不以簽訂授權委托書為要件。使用虛假委托書等材料查詢個人信息至多侵犯行政管理秩序，屬律師執業是否規范問題，但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自決權，不符合實質犯罪論要求，無法構成犯罪。
關于第二點，根據目前的法律規定，并未有任何法律規定律師接受委托查詢個人信息需要對委托人進行實質審查，實踐中絕大多數律師接受此類非訴業務均只進行形式審查，即委托人承諾用于訴訟等法律事務，或基于一般人判斷無法確認委托人將用此信息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即可。因此律師主觀上不存在犯罪故意，包括間接故意。刑法中的危險犯需達到構成犯罪的緊迫危險，而非可能的危險。對于侵犯個人信息罪而言，司法機關必須從事后的角度證明侵犯個人信息的行為在客觀上具有侵犯人身權利或財產權利的緊迫危險，只是因為偶然的原因，沒有造成實際損害④。因此，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律師查檔屬于法律所容忍的危險，而非應當由刑法處罰的危險。
關于第三點，法律上無法成立，因法無禁止即自由，且律師協作業務已在中國普遍展開，若未全程代理案件情況下不可以單獨接受委托查檔，可能中國一半執業律師都將成為犯罪嫌疑人。
關于第四點，同樣因法無禁止即自由，法律并未禁止轉委托，此點并非構罪理由。且轉委托并不以轉委托人有原始委托人的書面授權委托書為法定要件，僅需考察雙方委托合意，且應當認定原始委托人存在轉委托的概括同意。因原始委托人需要的只是個人信息的結果，其并不禁止其第一順位的受托人轉委托他人查詢。
關于第五點，“法律允許合法提供公民信息，而且為合法出售和交易公民個人信息留有空間”⑤。律師接受委托查檔屬于提供法律服務，獲取的報酬為合法報酬，不屬于非法收入。 專欄 二審再審案件六大方面突破與逆轉 作者：法律名家講堂 ￥699 5人已購 查看 關于第六點，未通過法院調查令等手續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至多侵犯行政管理秩序，但未侵犯個人信息自決權，因為基于訴訟等法定用途相關個人信息必然被獲取且無需信息主體同意，而行政管理秩序并非本罪保護法益，因此不構成犯罪。
07 律師行使調查取證權 何種情況可能構成犯罪
律師調查取證相關行為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必須侵害本罪法益，即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自決權，即必須證明律師接受委托查詢個人信息不屬于履行法定職責或法定義務，否則可以排除非法性。基于目前的法律規定，偵查機關主要在于證明律師明知委托人會將個人信息用于犯罪等不是獲取個人信息違法阻卻事由的事宜而非用于訴訟等法律事務，并證明個人信息的最終用途違法以及證明相關危害后果，而不在于證明律師的委托手續是否規范。
08 反思
相關事件的出現可能已經超出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立法人員的預見范圍，主要還是因為我國目前司法流程中的調查取證制度不完善和低效導致，且全國各地對律師調查取證規定不一，應當由法律進一步立法保障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對侵犯律師執業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處罰。律協、司法局的律師維權制度應當將對律師執業過程中被錯誤刑事立案的情況納入維權范圍。同時，對律師接受委托查詢公民個人信息類執業行為可以制定統一的查詢辦法，比如立法明確規定律師接受委托查詢個人信息必須要保存委托人存在相關糾紛的證據以證明是案件等。但在還沒有出臺相關辦法的情況下，不應當對律師予以刑事規制，此種情況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目前，全國多地法院已經給律師和當事人開通了查詢被告戶籍信息業務（如佛山兩級法院、無錫兩級法院等），查詢相關個人信息無需再去當地公安部門查詢，只需委托法院立案庭查詢，而法院立案庭的立案審查就需要有相關存在糾紛的證據才可立案。但畢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各地法院立案庭對立案也只是進行形式審查，且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員對形式審查到哪個程度也因人而異，相關案件存在糾紛的證據可能也需要申請調取，但并不妨礙當事人先進行立案活動，而立案活動的順利進行必須要獲得被告的個人信息。
羅翔教授建議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構罪條數應當提高，至少各種類型信息全部提高到5000條以上，否則財產信息50條即可構罪，鑒于目前處于信息爆炸的時代，這是極其可怕的，任何公民可能都將不小心犯罪，這也違反了刑法謙抑性和作為法的保障功能，當民法和行政法足以對相關行為予以規制時，不宜采用刑事手段⑥。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高富平認為：“從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實質違法性角度出發，應當將個人信息限縮在具有危害該法益的‘公民個人信息’內，且應當將行為目的作為該罪的必要要件。這一結論不僅對現行刑法的正確適用具有指導價值，而且對刑法進一步修訂提出了期待；其要求在有效打擊我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行為的同時，為大數據應用提供寬松的環境⑦。”筆者同意以上觀點，相關刑法修訂也符合趨勢。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周光權教授認為：“在具體司法活動中，如何把案件辦成‘鐵案’——準確理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不搞打擊擴大化，實現刑法謙抑性也是當下司法活動中需要關注的。這是刑法謙抑性的題中之義，即刑罰作為最嚴厲的處罰手段，必須在其他制裁手段的處罰力度明顯不充分時，才能加以使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主要保護法益是公民對其信息的個人法益，雖然也會涉及國家對個人信息的管理秩序，但其只是本罪的次要保護法益。在公民的個人法益沒有被侵犯的情況下，即便違法了相關規定，也不能構成本罪⑧。”
09 結語
相關事件的出現再次顯現了律師執業權益亟需保護，立法機關應當繼續完善立法保障律師的執業權益，尤其是調查取證權，對侵害律師執業權益的行為加大懲治力度。同時，公安機關應當審慎識別刑事犯罪行為、行政違法行為、民事侵權行為、執業不規范行為以及合法行為的區別，對于可以采取談話、提醒、批評教育、立法完善的事宜不應當直接采用刑事手段處理，對于存在爭議的行為可及時組織相關權威法學專家進行研究，對不同法律群體間對同一情況在法律上的不同認識可及時通過聽證、專家論證、出臺文件等方式達成共識，對法律未明確規定的結果對社會有益的行為不應當予以處罰。公安機關應當對相關法律職業共同體秉持善意，共同維護法律正確實施，共同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共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共同推動法治進步。
注釋
① 劉憲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個人信息的界定與法益侵害分析》，《人民檢察》2023年第10期。
② 劉艷紅：《實質出罪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頁-225頁。
③ 柯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保護法益的檢視》，《上海法學研究》集刊2020年第20卷（上海市檢察院文集）。
④ 羅翔：《自然犯視野下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國法律評論》2023年第3期。
⑤ 喻海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頁。
⑥ 羅翔：《自然犯視野下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國法律評論》2023年第3期。
⑦ 高富平、王文祥，《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入罪的邊界──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所保護的法益為視角》，《政治與法律》2017年第2期。
⑧ 周光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與妥當的刑罰處罰》，《檢察日報》2020年01月13日。 文章來源：公眾號法制日報
網絡取證培訓和教育：培養專業人才
網絡取證培訓和教育是當前信息安全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培養具備專業技能的人才，以應對日益增長的網絡犯罪和安全威脅。現代社會對網絡取證技術的需求日益增加，這促使了各類培訓課程和教育項目的快速發展，涵蓋網絡取證的基礎知識、高級技術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
在網絡取證培訓中，學員將學習如何從各種數字設備中提取和分析數據，包括計算機、手機及其他存儲介質。課程內容通常涉及文件系統結構、數據恢復技術、網絡流量分析等方面，幫助學員理解如何在法律框架內進行有效的取證工作。
教育機構也往往提供實操演練，使學員能夠模擬真實場景中的取證流程。這些實踐環節對于培養學員的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至關重要。網絡取證還涉及到法律知識和倫理問題，因此，良好的培訓項目往往也會包括相關的法律法規課程，以確保學員在執行取證時遵循法律規范。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網絡取證領域的知識和技能也在不斷演變。因此，持續學習和專業發展被認為是提高個人競爭力的重要途徑。通過定期參與培訓、研討會以及獲取相關認證，網絡取證專業人才能夠保持對行業新動態的敏感，從而在職業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就。